1969年，父亲出生在江苏东部的某小城。城中坐落着一片湖，名叫洛泽湖。洛泽湖的岸堤旁长满了无边无际的芦苇，那里云淡风轻，水草丰美。

　　听奶奶说，她是在一丛芦苇荡产下的父亲。奶奶怀上父亲时，爷爷被打成了右派，囚禁了起来。自从爷爷被打成右派后，常常会有红卫兵来打听奶奶的下落。后来奶奶走投无路，搞到一艘船，便常年漂泊的在家乡的湖中。夏天的一天晚上，奶奶看见湖面上荡漾起异常闪亮的灯火，那火轻轻晃荡着，不像星光那样暗淡，也不像萤火那样灵动。

　　奶奶知道是有人来捉她来了，慌了了神，乱了手脚，只知道不停地划桨。后来奶奶逃到了岸边来的芦苇荡里，在芦苇坡里六神无主地穿梭，她不明自己要逃脱的方向，只知道要向前，向前。宝蓝的月光散在这一片芦苇荡上，像是融化了的晃动的水晶，洁白的花絮在月光下迎风招摇，像是看清身旁人儿的归宿，若隐若现地指引着她的方向。

　　父亲，就是这样出生的。

　　父亲出生后，奶奶带着父亲寄居在湖中心的某个小岛上。

　　奶奶从城里偷到了稻谷、蔬菜的种子，在岛上打理起田地来。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。没有其他小孩的陪伴，父亲学会了自找乐趣。父亲曾和我说，他听得懂家乡水鸟的话，他知道它的心事。我也曾问过他，“爸爸，那鸟儿究竟说了些什么呢?”父亲笑着不说话，隔着很久他才告诉我，水鸟说这是我和它们之间的秘密，不能告诉任何人。那时的我年幼无知，竟相信了父亲。

　　有了水鸟的陪伴，父亲的童年也多了点色彩。闲暇时奶奶也会教父亲读书识字，父亲对此很是热情，他常常在泥泞的地上用树枝一遍遍地画下奶奶教给他的那些字。

　　父亲对那一段时光是回味的，直到父亲去世前两年，他都曾多次和我说，他想再次回到那个小岛上看看。只是后来我告诉他，那个岛已经成了旅游风景区，建起了很多的度假村。之后，直到父亲去世，父亲始终都没有提起过故地重游的事。

　　父亲回到镇上已是十年后。

　　那天奶奶拉着父亲的手，走到了那个布满蜘蛛网长满杂草的家。奶奶将家里的一切都拿了出来，扔到了门口，然后一把火将他们全烧了。奶奶用了半个月的时间将家重新修葺好，家里再次变得敞亮起来。

　　大概又过了半个月，一个满脸络腮胡的男人走进了家里，那人便是我的爷爷。

　　听奶奶说，爸爸很怕爷爷。那天奶奶让他叫爹，父亲盯着爷爷看了很久，一声没吭，奶奶火了，捶了他一下，骂道：“苇儿，你怎么那么不听话!”父亲哇的一声哭了出来。后来爷爷说，算了。说罢便尝试着将父亲抱了起来，父亲不愿意被他抱，便手舞足蹈地挣扎起来。爷爷被逼得没办法，只好作罢，将他放了下来。

　　父亲上学前，奶奶曾一度担心，因为父亲已经十岁了，上学比同龄的孩子晚了三年。不过后来奶奶检测过父亲的文化水平，她觉得父亲从四年级开始上完全不存在问题。奶奶将父亲带到学校，向老师说明情况，老师竟将奶奶一口拒绝。后来爷爷再次带着父亲找到了老师，老师也是被这家人缠得实在没办法，就将一份三年级的语文和算术试卷扔给了父亲，“这是上学期他们三年级学生的期末试卷，你两个小时内做完，咱们到时看成绩说话!”这两份试卷在期末考试时是四个小时的作答时间，他竟将其缩短至一半。但是即便如此，父亲依然取得了他们班里的最高分。

　　就这样，父亲的小学整整比同龄的孩子少读了三年。

　　那时的父亲很少有玩伴，因为他的父亲即便是被反正了，他的同学依旧对他弃而远之，虽然老师在课堂上一遍遍地强调人人平等，当下的时代已不存在“成分”的说法。

　　五年级时，父亲以全校第一的成绩，考上县城最好的初中，初中毕业时，父亲再次以第一的成绩考上了县上最好的高中。

　　字正腔圆的播报，夹杂着劈劈啪啪的电流，还有那些泛黄的旋律，父亲说，这是他对自己中学六年唯一的记忆。父亲没有玩伴，陪伴他的只有一台破旧的收音机，那是爷爷送给他的十岁礼物。他常常在油黄黄的灯光下，旋转着金属开关，听听停停，直到找到那些能够深入他心的节目。父亲对我说，他至今记得他最爱的那档节目，叫《岁月留声》。

　　父亲是在南京上的大学。

　　学校的不远处便是长江。浩浩汤汤的长江水穿城而过。父亲是在江北上的学。父亲说，长江的水和家乡的水不一样，长江水太过大气磅礴，他奔腾的是国家，家乡的水小巧恬静，他流淌的是故乡。

　　离开家乡的父亲是开心的，自由的。他终于可以抛开自己身上所背负的包袱，像一个普通的学生，游子一样，过着无忧却带着些丝丝牵绊的生活。父亲在临终前，没有和我透露过他太多的大学生活。直到父亲去世的前一天，他才断断续续，气喘吁吁地为我拼凑出他的那段岁月。

　　当时父亲读的是师范学校，依据学校的安排，父亲应该会留在南京某一所中学教书。但是父亲却放弃了学校为他安排好的工作，只身一人跑到乌蒙山支教。

　　父亲支教的学校在大山的深处。乌蒙山草木繁盛，树叶、枝桠浓密得都可以将阳光过滤，上山的道路险峻无比，泥泞不堪。父亲早晨出发，到天黑才赶到任教的学校。所谓的学校，其实就是一间间破旧的房子，一张张用泥土堆起来的桌子，加上二十几个孩子。学生们每天从家里带来的大小不一的破板凳，从离学校七八里外的地方赶来上课。这里没有电灯，没有书本，没有粉笔。

　　父亲第一天上课时，看到有的同学练习本上的字写得密密麻麻，写完了用橡皮擦掉，再用一次;有的同学的笔用得只剩手指头那么长了，还舍不得扔掉;有的同学的书包是家里人用一些旧布头缝成的，但是书角一点也没有卷起。

　　那一天父亲教给了孩子们一首诗。

　　“蒹葭苍苍，白露为霜。所谓伊人，在水一方……”

　　学生们问父亲，“老师，这首诗是什么意思呢?蒹葭又是什么东西?”

　　父亲对学生们说，“你们还小，诗的意思你们还不懂。这蒹葭呢，就是芦苇，是老师家乡的一种植物，长在水边，他们很高很密，遍地都是，每当夏天快结束的时候，便开始开花。它们的花细碎洁白，很是漂亮。”

　　父亲曾经和我说，他的那段岁月是蓝绿色的。瓦蓝的天空，黛绿的草地。父亲去支教时什么都没有带，只带了一把口琴。父亲说，每当他想起远方的故乡和逝去的时光，就会一个人坐在学校后面的那片草地上吹口琴。琴声婉转流淌，曲折悠扬，仿佛不远处那逶迤的山路。

　　父亲在乌蒙山待了五年。第五年的夏天，爷爷便发现了不在南京的父亲。父亲骗了爷爷五年，五年来他一直隐瞒着爷爷，说自己在南京。

　　父亲是被爷爷绑走的。盛夏的一天，爷爷带着人砸掉学生们的泥土桌，把父亲压在地上，并将他的手反绑在身后，然后驾着父亲往回走。学生们乱了手脚，在一边嚎啕大哭，举足无措，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老师被人绑走。

　　父亲回到了自己的家乡，在那里和母亲结了婚。

　　在结婚后的第二年，父亲再次离开了家乡，踏上开往贵州的火车。这次爷爷没有拦他，因为有了我。

　　我出生的时候刚好是春节，母亲说那天窗外飘着雪，鹅毛大雪。

　　母亲在家乡，算得上是大家闺秀，名门贵族。母亲生得倾国倾城，沉鱼落雁，为人端庄大体，秀外慧中。母亲说，她和父亲的婚姻是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。他们俩从小便定了娃娃亲，其实外公并没有把这门亲事当成一回事，倒是爷爷一直对这门亲事悬悬而望，多次上门和外公提起。后来我问外公，为啥愿意将母亲嫁过来。外公说：“我瞅着你爹是一名大学生，长得浓眉大眼，人也老实憨厚，就同意了这门亲事。”

　　我无从知晓母亲是否爱着父亲，或者他们之间是否有一种相守的感情。

　　父亲离家后，我便和母亲相依为命。只有每年过节的时候，才能看到风尘满面的父亲。这些年来，父亲没有给家里寄过一分钱，家中所有的经济来源都来自于拿着退休金的爷爷。后来迫于生活压力，母亲开了一家包子铺，每天早起贪黑，胼手胝足，才算撑起这个家。我曾经问过母亲，外公那么有钱，为啥我们要开包子铺，母亲说：“这嫁出去的闺女啊，就像泼出去的水，我又怎么好意思问家里要钱。女人嘛，勤俭持家，从一而终，既是本分，也是宿命。”

　　我的童年，没有父亲。那段光景，就像是一张张泛黄的油纸，沾惹着麦气碱香，洁净如洗，不染任何墨迹。

　　父亲再次回到学校的那天，学生们整齐地站在山坡上，吟诵着父亲第一天来时教给他们的诗。

　　“蒹葭苍苍，白露为霜。所谓伊人，在水一方……”朗朗书声，洋洋盈耳。

　　父亲在那里一待就是二十年。

　　二十年的时光宛若惊鸿一瞥，当初父亲带的学生好多都已大学毕业。山上的学校也由破木烂草变为青瓦白墙，学校里的老师也多了起来，他们大多是父亲的学生。

　　父亲是2010年回的家，那一年我高考。

　　我问父亲，你怎么不在山区待下去，回来干什么?他说回来看看我。直到发现我低头缄默不语，他才改口说，自己已经老了，那边有他的学生们在就够了。

　　父亲回来后，曾多次向我和母亲道歉，说对不起我们母子俩，每次母亲都说，没事，男人嘛就该做自己想做的事。

　　父亲回家两年后，身子渐渐虚弱了起来，直到病重卧床。

　　那一段时间，母亲一直默默地在床榻旁照顾着父亲，家里的包子铺也关门了。我从未怀疑过父亲和母亲之间的感情，他们相濡以沫，举案齐眉。

　　直到父亲去世的前几天。

　　父亲半躺在床上，凝视着窗外的阳光，望到入了神，大概一个小时之后，父亲才嗫嚅道，“知道我为啥去乌蒙山支教吗?”，他像是在对窗外的阳光说话。

　　我愣愣地看着父亲，没有吱声，顺手拿起桌上的一个苹果，开始削了起来。

　　父亲没有看我，依旧自言自语道，“我这辈子只爱过一个人，但他不是你母亲。”我心中一片波澜起伏，脸上却静若止水，因为我知道父亲的时日不多了。

　　“他……他……是个男人……”父亲说完，便转头看着我。我知道他在等我的答案，我是他儿子。我愣了好久，眼泪几乎要夺眶而出，心中黑风巨浪，手中的苹果也掉了，直溜溜地滚落在地上。迂久，我抬起头，嗅了一口气，强忍着眼里的泪水，笑着对父亲说，“爸，我是你儿子，不管你爱的是谁，你永远都是我最伟大的父亲。”

　　父亲再次转过头，看着窗外。我顺势朝窗外望去，金黄的阳光洒枝叶茂密的树冠上，树叶通透碧绿，像是一块块翠玉。地面上蓁蓁的杂草密密地生长着，阳光如水，微风拂过，那些杂草迎风摇曳，像是水中招摇的荇藻。

　　“他姓王，是我的同校同学，我们是在排球队认识的。那一年我19岁，他18。我们一直就像兄弟一样处着。直到有一天他说他想和我一直在一起，我才感觉到事情的严重性。后来我就一直躲着他，其实他什么都知道，但他什么都没说，很多时候就偷偷地跟在我的身后。有一天我路过学校体育馆，那天体育馆正在施工。突然我一个趔趄，被人推到一边，等我反应过来的时候，看到他的头上插着一把瓦刀。我懵了，急忙跑去抱起他，他微微睁开双眼，看了我一眼，什么也没说，就笑了一下，然后就咽气了。他走了之后，自己就像一具行尸走肉一样活着。人啊，就是这样，拥有的时候不知道珍惜，失去了才后悔莫及。也是那时候我才知道自己是在乎他的。”父亲依旧目不转睛地望着窗外的大树，他说得云淡风轻，只是声音带着些哽咽。

　　“毕业后，我没有留在南京，也没有回家，不是我不想，只是因为我想借着教书的名义去陪着他，也顺道照看他的父母。我第一次到他家的时候，才知道他20年来的心酸。那天是他朴素好客的父亲招待的我，我没有说明我和王的关系，只是对老人说我是他的同学。也是那天，我才知道，他的母亲，在他出事的第三天，经受不住打击，上吊自杀了。那时，我多么想跪在老人的面前，将一切都告诉他，但是我不敢啊，我怕我说，老人连让我照顾他的机会都不给，于是我对老人说：‘老人家，王生前有恩于我，以后我就替他孝敬您吧。’直到老人去世前，他才告诉我，他早就知道我是谁了，也是知道我和他儿子的关系。我支教的那段时间，也常常会去坟边去陪陪王。我与坟墓中的他是最近的距离，却也是最遥远的距离。我记得有人说过，这世界上最远的距离，不是生死相隔，而是我站在你面前，你却不知道我爱你。我想说，不是的，最远的距离，永远是生死相隔。其实很多时候我也在想，要是他还活着，我一定要带他来我们这儿，带他看湖边的芦苇。”父亲的目光很深。我看到父亲的眸子里飘满洁白的芦絮，它们在浸没在水里，随着暗流晃动着。

　　父亲是2014年6月去世的，那一天是夏至，夏季最热的一天。

　　父亲去世的第二天，他的学生们就从贵州赶过来，为父亲吊唁。父亲出殡的那一天，我们准备将父亲埋葬在祖坟里，但是却被爷爷阻止了，他说父亲没资格葬在我们家的祖坟里，因为他和别人不一样。

　　我们来到了乌蒙山，我想找到王的墓，将父亲葬在他的旁边，只是我对王知之甚少，根本不知道他的墓在哪儿，最后只好作罢。

　　我们将父亲葬在他任教的学校的后面。我始终记得那一天，父亲的学生们跪在他的墓前，朗诵着父亲第一天上课时教给他们的诗。

　　“蒹葭苍苍，白露为霜。所谓伊人，在水一方……”

　　在一旁的我和母亲早已泣不成声。

　　我始终没有告诉母亲，父亲说过去世前和我说过的事。我想爷爷也不会，毕竟这不是一件光彩的事。父亲去世后，母亲便抑郁寡欢起来，包子铺里的账也时常算错。有一次，我去包子铺里拿包子吃饭，母亲随口叮嘱道：“孩子，你多拿几个牛肉粉丝馅的，你爸爱吃。”我点了点头，便转身离开，眼泪噙满泪水。

　　父亲去世后的第三个月，我来到洛泽湖畔的岸堤上。这个季节，湖水正清，湖中的鱼儿不停地吐着气泡，它们不断地变大变大，然后破灭。远处无边无际的芦苇夹杂着如雪的花穗，随风晃动着。迎面飞来几只水鸟，嗷嗷几声哀叫，飞过了我所能看到的天空，再也不会回来。

　　天空中没有鸟儿飞过的痕迹，但我知道他们已飞过。我想起父亲教给学生们的那首诗：“蒹葭苍苍，白露为霜。所谓伊人，在水一方……”